“螳臂当车记”——我与某公立医院医疗纠纷纪实

发布于 2021-11-07  395 次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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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算前言的前言

可能很多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这件事情,家中祖父在7月2日因心梗搭桥术后恶化及多并发症去世,享年78岁;此后数月我都被迫卷入这场看上去“与我无关”的医疗纠纷中——

毕竟其实我并算不上我祖父的直系亲属,这事有我祖母有我父亲,本来应该是没我事的,我只需要在老人家下葬的时候过去磕几个头便罢了。可奈何,全家已经被我这个“大学高材生”给惯坏了,这种涉及到医疗专业的事更没胆子自己去折腾,于是乎便一句“不会”全部甩给我。于是乎,这个持续了五个月,至今还未完全结束的,可能会改变我一生前途或命运的大破事开始了。

这篇文章会大概从我祖父接受完手术开始,到目前为止,用流水账的形式记录下我这几个月的经历,主要目的有两个:

一个是写给自己,让自己以后对这种事有个教训,得了病就要听天由命,能治成啥治成啥,不要对现代医学和公立医院医生的医德或技术抱有任何期待,毕竟没有希望就没有失望;第二是写给能看到这篇文章的、还在中国内地的朋友提个醒,不要对“与公权力或集体的斗争”抱有任何的期待,“堂下何人状告本官”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第三是给其他已经离开中国内地的朋友分享一下国内公立医院的医疗纠纷现状,让在资本主义水深火热下的各位看一看国内的公立医院出了事“也就这么回事”。

事情都要起源于十年前,我祖父在68岁时候突发心绞痛,医院诊断为冠脉三支病变,心包上的主要血管基本都堵塞了80%-90%。家人曾经多次劝他手术,但我们全家对手术尤其全麻手术都心生恐惧(毕竟都没坐过,最大的手术就切个阑尾),祖父还有糖尿病这档子基础病,于是这事便草草作罢,只作了服药控制。

十年后,我离职刚回太原没半个月,祖父又因为心绞痛入院。其实这是个很稀奇的事情,毕竟这十年间他从未因心脏住过院,倒是因为控糖药没及时减量搞出来过两次低血糖住院。我原以为可能在医院里呆两天就能出来,可这一呆就是半个月。我祖母亲自在医院陪着,因为疫情只能留一人陪护,我和我父亲偶尔会去换个班。在我6月1号生日前一天,祖父出院陪我过了个生日呆了几天,6月5日又进了急诊。这次西山煤电集团公司总院也没招了,检查提示肌钙蛋白高,只能转院到山西省心血管医院;但当初谁也没想到,这才是噩梦的开始而已。

住院一周多后,主治医生把家属交过去商谈手术事宜;当时我们脑内已经被灌输了一个思想,叫“就算这次不做,以后发病进急诊的频率只会越来越高,不知道哪次来不及送到医院人就没了。”这个理论确实没错,主治医生又说“这在心内科也就是个常规手术,术后并发症发生概率也就2%”,把我们都劝动了,后来去做老爷子思想工作,估计他自己也疼得不想再受这个罪,这次反而爽快的同意了。于是我们和院方都开始准备手术的各项事情,家人甚至还听了隔壁床病友的介绍说可以请北京的大夫来主刀手术,又多花了小两万块来请北京阜外医院的知名医师(这个问题到最后都没有答案,后面说)来主刀。手术日期最后定在了6月21日。

在手术前,我还多次和家里人交代这个手术不是像医生说的那么简单的,毕竟是在人体第二危险的器官上动手术;还专门找出来当时某两面针的视频《麻醉医生如何让你活着醒来?(Youtube)》给家里人看,因为他们用作示例的手术就是冠脉搭桥术。但事实证明,就算是我对手术的结果也过于乐观了。

据手术记录说,手术大概持续了不到四小时。术后48小时内,我们都没法见到在ICU里躺着的病人,但当时祖父还托护士送出来一张手写纸条给祖母,大概内容是“老伴,谢谢你的辛苦付出,你不要太操劳了,两天后详谈。”当时我们都认为术后恢复的很好(毕竟可以写字),就没有任何怀疑。但问题从ICU出来后,才刚开始。

6月23日,祖父被转回心内科普通病房,我去探望了一下:整个人精神状态还不错,除了身上的开胸刀口和腿部的取血管刀口外没有其他异样,但就是不说话。不管我和我父亲怎么和他说话,老爷子顶多就是眼神交流或点个头,没有任何想理我们的想法。当时觉得可能是从ICU推了这么远到这里太累了,想休息休息,就没有多想。但另外一件事却成了我们和医生都没有发现的问题——祖父的右小腿使不上劲了。

原本我和家里人都以为是全麻手术时的肌松药导致的,并没有太在意;给护士站的护士说了这个问题后,他们似乎也不觉得这事有多严重,只是嘱咐我们多观察。结果过了一天到了24日的时候,老爷子已经开始没那么精神了。他开始嗜睡,别人问话也不怎么回应,开始了不可逆的恶化过程。

当天我们家属把这件事给护士和主治医生说过后,当天并没做什么处理,只是做了个CT发现可能有脑梗(但其实入院时上家医院已经检查出了有从未出现症状的亚急性期脑梗),给了丁苯酞做脑梗预防性治疗。据院方时候辩称,当时没有直接做核磁共振检查是因为术后时间太短患者不适合做核磁。于是便越拖越重,直到6月28日。

期间几天,主治医生要么是有手术,要么是周末不上班;等到28日周一,老爷子已经昏睡不醒,几乎对任何刺激都没有反应。我们着急了开始向主治医生和住院医生反应,强烈要求请神经外科会诊;这才给我们做了核磁、提示多区域都有严重脑梗、分水岭脑梗,院方才开始“患者家属看得见”的积极治疗。(为什么这么形容,后续会解释)

6月29日,心内科主任和我们家属交代:(大致内容)“心梗的问题我们治好了,脑梗神外科是专业的,还是转到神外科处理吧。”当天把老爷子转到了神经外科重症病区。但实际上,心血管的专科医院ICU只有一整个,不管心内还是神外其实都在一个ICU里,只是各自负责的床位不同。

这期间,我正好在成都处理公司的注销事情,并不在太原。且疫情期间的ICU管理比往常更为严格,家属只准在ICU外的大厅等候,护士出来让家属准备什么吃的喝的洗护用品,家属就屁颠屁颠的去买来送给护士。除了送饭时候能问护士两句病情,谁也进不去。这道门,不知道成了多少患者和家属的阴阳两隔之门。

7月1日,就在大家都为建党百年欢庆的时候,我却接到了祖母“老爷子的病情没怎么好转”的电话。当时人在成都,说实话我已经做好了最坏打算,晚上回到太原后一整夜都没睡安稳。谁想到,老爷子可能就是为了等我回来,又或是不想在建党的大喜日子去世给党添麻烦。

7月2日早上八点,还在睡梦中的我突然接到祖母和父亲的连环电话,心里一沉。一接电话,果然,老爷子不行了。来不及洗漱,马上开车15分钟到了医院,那个时候家里人都已经闯进了ICU,在走廊的凳子上哭成了泪人。

到了后一问情况,医生说老爷子有心梗、脑梗、循环呼吸衰竭和消化道出血等等各种并发症,今早七点多血压突然下降,无创血压测不出。我到的时候已经用上了心肺复苏机,开始做最后“无谓的挣扎”了。

当时我们家属基本上已经没有理智了,用着最后一点理智让自己不要对着医生来上两拳并让医生继续抢救,但其实已经知道无力回天。肾上腺素三分钟就一支,碳酸氢钠也打了不老少,酸中毒和心率还是没法纠正回来。抢救到了11点左右,最终医生也忍不住宣布抢救无效了,和医院的医疗纠纷才正式开始。

当下几乎失去理智的我们家属只有一个想法:医院绝对有问题,我们就算搭上一切也要和医院死磕到底。所以当下就在死亡通知书后面签了尸检同意书,医院说会安排人民调解委员会介入处理和安排尸检。结果老爷子刚去世,ICU就着急拔管把老爷子推出病房,让我们先找殡仪馆来运尸体去暂时冷冻(注:根据卫健委规定,现在医院不允许设立太平间,患者死亡后就必须要转移到殡仪馆冷冻,尸检也会在那里进行或由殡仪馆运到鉴定机构)。但一时半会殡仪馆也不会瞬移过来,更何况这家医院在市中心区,远郊的各殡仪馆没个45分钟根本过不来。但医院不管,说去世以后就必须腾出床位,在差点吵起来的情况下还是把老爷子拖了出来。

接下来的操作更加叹为观止:两个护士拉着病床就要往病房后门方向拉,出于好奇我们跟了过去看他们要放到哪里,结果一看放在了ICU的库房和垃圾存储间门口。实在气不过的我们开始和护士、护士长理论,我提醒她们就算你们不在乎死者的尊严,国家还有个条例叫《医疗垃圾管理条例》,遗体和医疗废物能放一起吗?护士长大约是看我说得有理有据,竟然开始质问我“你是哪个单位的”。我当时气就不打一处来,怎么你还要去医大查我户口、问问我导师是谁不成?这护士长看自己没理,喊了两句就自己走了,我们家属便夺回病床守在ICU拐角走廊不让院方挪动,直到殡仪馆车辆到来。

与此同时,院方也开始打印老爷子住院期间所有的病历、检查报告等等。按理说,这种东西都是存在系统内的,需要打印的时候Ctrl+P就完事了。但这个打印和整理的过程,整整持续了一个小时出头。且这个过程都是在ICU的医生值班室中进行,我们只能远观他们来来去去整理文件,并不能进去查看他们具体在做什么。我当然不会在这里胡乱揣测,我宁可相信中国的医生都是医德高尚的好医生(如果有在医院工作的朋友能看到这篇文章可以帮我分析一下住院一个月,三百多页资料其中一大半还是检查报告,需要写的病历记录只有四五十页需不需要一个小时才能整理得好)。

这套操作整完以后,我们家属就被带到了医院专门处理医疗纠纷的某主任办公室,所谓“山西省第三方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员也已经在场(注:为什么说是“所谓”,因为根据我后续在山西省司法厅的问询,这个组织并没有在省级或市级部门登记,只是在太原市迎泽区司法局登记过,还有过组织架构不清等记录)。当时我已经开始产生了一丝不信任,但因为短短几小时的时间我并没法突击补习医疗纠纷处理的详细规定,且联系的律师朋友也没有帮我找到愿意帮忙的律师,只能先跟着院方的节奏来。随后就是调解员和我们讲解调解过程(上报市卫健委、安排尸检、尸检结果出来后安排调解,如有不服可以起诉等等),让我们回家冷静冷静,考虑清楚,毕竟尸体想要尸检最长只能冷冻7天。讲解完后,院方的人带着我们一起去资料室复印了全部病历资料,签字盖章,这件事就先告一段落了。

回了家,我就开始和家里人回忆从入院到去世院方可能存在的所有的问题,又一页一页的翻看着三百多页的病历记录和检查结果,找院方可能存在的问题。虽然我们家没一个人是医学专业,但只用语文知识也能找出不少问题:病历里提示6月24日神经外科就曾来会诊(但其实神外医生当天根本没出现过)、神外6月24日的会诊记录里术后4天写成了术后8天、麻醉记录里出现了一个术前准备清单里没出现过的肌松药(阿曲库铵,术前准备里只出现了顺式阿曲库铵)且麻醉记录小结里还把药名都写错了,阿曲库铵写成了罗库溴铵。言而总之,看的我实在哭笑不得,但这种小失误也很容易会被认定为笔误。毕竟1202年了,医院病历和检查记录已经全面电子化,复制粘贴一下出错也很容易。

但正是这种失误,让我们觉得院方至少有问题,而当时全家的一致决定就是,至少要怼几个问题出来,老爷子虽然病情本来就重但也不能白死。

第二天(还是第三天?记不清了),我们就通知医调委我们同意尸检,于是家属、院方、医调委就一起来到太原市卫健委,请他们询问各医大是否还能排上位置并开具委托书。

可能很多朋友不了解,尸检这个行当其实并没有那么冷门,中国的尸检量其实并不低。当天卫健委首先联系了山西医大,对方表示尸检已经排到了至少7天以后,我们已经来不及;后续又联系了河北医大,才安排上了尸检。但11500元的检查费、5000元的车马费(医大到外地殡仪馆尸检的费用,不开票)都得家属先全额负担。

7月6日,河北医大的法医们从山西吕梁某个县驱车,下午三四点才到我们这里;他们一整天本来派了3场尸检,但前面的解剖可能过于复杂拖延了时间,且我们的尸检也非常复杂后续时间肯定不够了,最后一场只能协商继续往后排。整个解剖整整做了近两小时,由于殡仪馆没有专业场所,只能在殡仪馆用来擦洗遗体、给逝者化妆的化妆间进行解剖。法医们也只是取出了患者的所有主要器官、拍照,所以也并不需要什么无菌或者更干净的环境。

我们家属们在门外,听着机器切开头盖骨的类似锯木头的声音,等着里面的医生出来。结束后我们再进去,遗体已经缝合结束,似乎除了脑袋上多了一圈缝线没什么太大改变,但我们心里都知道其实遗体里面已经填了法医要求院方提前买好的几斤蓬松棉了。

这是真正的“躯壳”。

解剖的过程非常简单,但这之后,才是非常漫长的等待。根据规定,尸检报告的制作周期是30个工作日,如遇疑难情况还可再延长30个工作日。第30个工作日时(8月18日)我们询问,回复是有些疑难,已经报延期了,我们尽快;9月6日再问,说“这周应该能发文”;最后报告下来的日子,已经到了9月26日。到此,真正的所谓“医疗纠纷调解”,才能真正开始。

在这期间,我和家人还委托了好几位学医的朋友帮忙看病历中是否存在问题;甚至我还联系了从我5岁和我父亲离婚后几乎没有联系过的生母,只因为她在我们这里的医大教书,虽然只是护理相关专业。几乎所有的医界朋友,都劝说我不要继续硬扛下去,医院既然有底气没直接息事宁人,估计自己也有充分的自信;但我还是相信肉眼判断。果然,一位也从事过医疗纠纷处理工作的朋友提醒到我:术前麻醉后有一段血压急剧下降的过程,但这个时候用的升压药“麻黄碱注射液”应该是不能给心梗患者使用的,可能会引发栓子脱落。这句话,几乎成为了我能撑下去的最后一根稻草——至少证明了我的努力是有结果的。至于能不能够强力到认定过错,已经不重要了。至少所劳已有所获。

其实尸检报告基本上只是对死因的复述和忠实记录,如果需要鉴定死因和医疗行为的因果关系还需要“医疗损害鉴定”;但里面有几项比较关键的证据:1. 心脏搭桥的其中一根桥血管——左乳内动脉有血栓。这代表着术后心梗又再次复发。 2. 肺部有透明血栓,脑部也有多处脑梗,手臂、下肢也有深静脉血栓——这是术前所没有的。 3. 所谓的“消化道出血”经尸检发现并不存在。但临终前两天ICU确实观察到了便血,这估计会成为一个没人在意的谜题了。

其实尸检报告并不能提供什么强有力的证据,它只是已故患者家属进行医疗纠纷调解的一个必要前置条件而已。其实这个过程也是一个缓冲,让患者家属充分考虑继续调解是否还有必要,但大部分患者家属还是会选择继续调解——比如我们。经过提交陈述材料,调解委员会征集专家、排期,最后我们的“听证会”排在了10月28日14点30分。而此时,距离老爷子去世已过去近四个月。且调解委员会提前说明,调解听证会结果只会“口头通知”,没有任何书面材料。

当我们到了这个“山西省第三方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办公地点后,这个“公私合营”的操作属实让我叹为观止——一进门就是两块牌子, “山西省第三方人民调解委员会” 和“江泰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公司”。而这家保险经纪公司,就是在医院内驻地办公的保险公司,专门为做重要手术(如搭桥)的患者销售手术保险。据家人所说,当时是医院要求购买这个保险,且“不买保险医院不敢手术”。等掏了三千多块买了这个保险后,患者去世了想理赔,才想起来当时保险公司的保险条款是“只保患者安全下手术台”。至于这两家内部到底有什么联系,又或者只是凑巧“租了同一栋楼”,我们不得而知。

一进场,除了主持人(调解员)和三位“医学专家”外、一位“法学专家”外(这里打引号是因为调解委员会并没有出示这几人的资质,我们也没要求其提供),还有保险公司的经理。而医方,只来了主治医生一个人。我们在提交的材料中多次强调怀疑其麻醉过程有问题,但院方并没有派麻醉师来出席听证,说明院方其实不重视此次调解,主治医生也挺可怜的被拉出来顶包了。开场除了双方互相复读一遍提交的材料,后续的专家提问环节都是分别提问,提问患方的时候医方不能在场,提问医方的时候患方不能在场。

之后就是双方都离场,专家整理材料;最后叫我们进去拿回当场带去的CT/核磁检查胶片,整个过程就算结束了。全程不超过一个小时。

最戏剧性的是,我们在场外等待的过程中,一位老人和一位中年人从调解室里冲出来,老人气呼呼的和在场外等待的家属说着这个调解委员会都是假的,是帮医院说话的,根本没有备案云云,之后直接冲进电梯走了。而全场的家属和工作人员都很平静,没有什么人回应他的怒火,也没人在意这位老人的话。可能大多数来这里的人都已经过于疲倦了,不想再继续下去,只想赶快结束这一切吧。至少我是这么想的。

11月4日,调解员口头通知我 “专家” 论证结果:我们提交的院方各种过错“专家”都没有支持,但 “专家” 认为院方会诊拖延太久,在入院时发现有亚急性脑梗病史就应该立刻找神经外科会诊,且24号会诊后拖到28号再次会诊也有拖沓的嫌疑。最后 “专家” 认定,院方承担10%-20%的部分过错,具体赔偿数额会由调解员和我们一起和院方协商确定。

但其实,由于祖父年龄已高,死亡赔偿金等各项赔偿费用即使乘以0.2这个数字很可能也不会超过五位数;调解员让我们好好思考是接受 “专家” 结果和医院继续调解,还是找法院起诉。但法院起诉,就可能面临需要继续掏钱鉴定医疗损害、满世界找愿意接官司的律师、再次进行证据取证等等流程,而且最重要的是,谁也不知道开启了诉讼之路何时能够盖棺定论。

而截至目前,我们已经花费了六万多医药费(仅本次,医保报销后,报销前15万余元)、一万五鉴定费、几万块操办白事寻觅墓地等各类费用,加上前期住院费用和医保外药物(如人血白蛋白等)可能超过20万元。对于一个只有三口人、只有我父亲实际在职工作的家庭,几乎已经无力承担后续的鉴定、律师费等费用,可能需要找亲戚们一起出钱了。

后记

本文并不是专业的纪实类文章,都是凭我的记忆记录下的内容,除日期都是准确的之外其他可能都有主观因素存在,毕竟我们是人,并不是录像机或者录音机。如有过于主观或不专业之处,希望大家理解。

到写这篇文章时,我们还没有最后敲定接下来的路如何走,是接受调解速战速决还是开启诉讼之路。最后回复的截止时间,是这周五(11月12日)。

但其实结果已经不再重要,2021这一年里,我先是经历了自己吃药吃到过敏性休克,在杭州某军医院的急救室里躺了三个小时捡了一条命;又经历了离职后回家就遇到家人病重、病危到去世的全过程,人生第一次见识到了什么叫做“进了手术室,你的命就交在了麻醉医生手上”;又在殡仪馆看了几分钟尸检,被法医觉得我二十几岁看这个可能会有心理创伤硬把我推了出去;最后又披麻戴孝了一把,举着引魂幡一路回了老家。

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不仅自己体验了一把捡命回来的感觉,也体验了一把捡不回来命是什么感觉。

从三点半写这篇文章到清晨,我的意识十分清醒,一字未停的写下了所有内容。

谨以此文告慰祖父在天之灵、告慰自己这几个月可能是碌碌无为的付出、也给自己留下一段可以存在的文字。

活着与否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否“活过”,至少”活得有意义“。

(先睡了,配图有心情再补吧。)

景安

2021.11.8 清晨六点


第一次更新,2021.11.8 上午九点

一夜没睡着,想起来一个忘记写的点:在医院后续提供的《死亡病例讨论记录》和调解员的口头解释中,都提到了脑梗和心梗是一对“矛盾病”:心梗术后需要低灌注,脑梗需要高灌注。这可能会导致医生在临床上无法权衡轻重或者不好用药,也可能是主要死亡原因之一。

所以说,大家平时也要多体检,早发现早治疗,脑梗和心梗这种没法一起治的病被谁碰上了都只能说运气不好了吧。